植树，不止是象征正确的符号

说在前面：

从植树节集体挖坑栽苗浇水，到睡眼惺忪地早起收集蚂蚁森林能量，中国人对于植树有着蓬勃的热情。林木与植树似乎已经不仅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，还寄托了某种特殊的情感与认同。今天文章的作者是来自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的朱子云博士，和大家聊聊从古至今关于植树那些事。

01 千年进退

任意找出我国的哪个方面，似乎都可以找出“自古以来”的依据来，植树造林也不例外。自西周时设立“虞人”起，历朝历代都设置了专门管理林木的官员，关于鼓励植树的政策法令也屡见不鲜。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等耳熟能详的说法都出自遥远的春秋战国时期。而另一方面，历史上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则一直在下降。根据估计，距今4000年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在60%以上，至战国末年（距今约2200年）下降到45%左右，至唐末（距今约1100年）下降到约33%，至明初（距今约600年）下降到约26%。到1840年，步入近代的我国森林覆盖率下降到约17%，到1949年森林覆盖率仅为约12.3%。

专门管理林木的官员的前身“虞人”

考察一下我国古代有关植树的具体记载，与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想到的“绿化荒山”“治理水土”等还是颇有不同。

《尚书》中提到要在“社”周围植树：太社唯松，东社唯柏，南社唯梓，西社唯栗，北社唯槐。《礼记》中提到要在坟墓周围植树：天子坟树以松，大夫坟树以栾，士坟树以槐，庶人无坟，树以杨柳。而其它需要植树的地点包括国境、道路、堤坝、运河等。另外，历代政府也提倡在城市乡村聚落附近植树，例如唐代鼓励在城市空地种植槐树、杨树、桃树；鼓励在农村的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种植茶树、桑树、枣树、果树。在聚落周围种植的这些经济林木和观赏林木除了能带来实利，还在“天人相感”的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与精神价值，聚集着诸事有利的“佳气”。如《后汉书》所载，“足见自来帝王发祥之地，未有不具莹葱佳气者，即帝王建都之地亦莫不然。降而下之，一村一乡之地，其居民能衣食丰足者，其树木亦无不森茂。”

在人居环境之内，在“文明”照耀之内，在国家政权的影响范围之内，聚落和耕地之间的树木被视为珍宝。而在人居环境之外，真正的原始森林则是阴森可怖的化外之地，是豺狼猛兽出没之所，是“绿林好汉”啸聚之地。无论从物理上还是精神上，原始林都是不安全、不受控的场所，是恐惧的汇集之地和文明的对立面。这种对树木的复杂态度在许多文化中都有体现，而由政府直接执行或鼓励的、在具有政治和国家属性地点的植树，则进一步使树木与植树带上了政治与权威的气息。

归根结底，不能耕种农作物的“荒地”，无论我们今天称之为森林、灌丛、草原、湿地或是其它，对农耕民族而言总是令人不快的、需要改变的对象。历朝历代都有面积广大的国有“禁山”“禁地”和皇家林苑，禁止百姓进入砍伐林木。但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，无论是木材供应的现实需要，还是帝王狩猎游憩的娱乐需要，都在价值与道德体系中低于百姓开荒种地填饱肚子的需要。因而能够开放皇家林苑给百姓耕种，被视为贤明帝王的“德政”。

消解与改变自然中的树木，并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种下新的林木，用挺拔整齐的乔木彰显文明与权威，这是植树故事的完整两面。勤勉植树的善行被保留于对贤官的表彰和文人墨客的诗文之中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但脍炙人口的贤人故事，似乎并不能在人潮之中阻止林木的消失。

皇家林苑的代表：颐和园

02 西风东渐

进入近代，国门大开，国内的森林覆盖率处于历史低点，周围环境从林木蓊郁到童山濯濯的快速变化并不难感知，木材缺乏、水土流失、气候恶化也都是不可忽视严重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现代林业在西方已经是一个较为系统与成熟的学科，为了可持续地获取木材或改善人居环境的林木管理实践已颇具规模。19世纪末游历欧美的国人，无不都被国内外森林覆盖的悬殊所震惊，而西方的林业知识也使他们感慨 “考种植之学，西人言之最精……其理精确，实发前人所未发。”

如此，“西人最喜种树”成为令人倾慕的西方文明的重要部分，也唤醒了国家有关植树的历史记忆。有西方证明其先进与正确，不与本国观念相背离，更有与国家长久以来的紧密联系，哪个群体出于何种立场似乎都难以站在提倡植树的反面。如此，植树开始成为强国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的《森林法》规定，从1915年起，以清明节当天为“国家植树节”，成为植树在现代化浪潮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标志。为纪念植树的大力推动者，多次提出“要造森林，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”的孙中山，国民政府从1929年起将植树节日期从清明节改为3月12日“中山纪念日”，也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植树节日期。“植树造林”被列入国民政府在农村力推的“识字、造林、造路、保甲、卫生、合作、提倡国货”等“七项运动”之内，也位列“春季植树，夏季卫生，秋季节约，冬季救济”等新生活运动重点工作之中。不甘人后，阎锡山将“剪发、天足、禁烟、水利、种树、蚕桑”并列为“六政”，在山西大力推行。在中央苏区，1932年的《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对植树运动的决议》中提出：“由各级政府向群众做植树运动广大宣传，说明植树的利益，并发动群众来种植树木……这一运动最好用竞赛鼓动群众”。如此，植树早已不只是为了把树种活，而成为了“现代”的符号，“发展”的符号，“新文化”的符号，“有为政府”的符号。

广州国民政府的植树活动

现代的法律行政体系、群众动员体系、宣传教育体系都被引入植树当中，与之相比，植树的方法则显得变化不多。1932年《绥远农业周刊》上刊载的《植树歌》写道：

松柏楸榆，杨柳桐槐，桃李杏梨，栗柿桑梅。或生鲜果，或成良材，劝我乡民，快把树栽。

何处种树？道旁河岸。何时种树？地冻初开。如何种树？深锄浅栽。结社立会，保护成材。

与之类似，1930年的《六安县森林办法》中提到：“凡屋拐、田头、路旁、河下、荒山，农民都要尽量栽播树木。” 1932年的《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对植树运动的决议》中提到，“在沿河两岸和大路两旁，均遍种各种树木，对于适宜种树之荒山，尽可能的来种树，以发展森林，必须使旷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”。不变的不仅是植树的技术，还有对于“自然”的观念。甚至，在“发展”与“进步”语境之下，人们对通过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现代化、获取民族的振兴抱有了更大的期许。

《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对植树运动的决议》

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全国性的植树被以更加有力的方式进行组织，并且提出了更大的目标。以群众动员的方式达成目标，无疑是令人熟悉而得心应手的。1956年，毛主席提出“在十二年内，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，在一切宅旁、村旁、路旁、水旁，以及荒地上荒山上，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，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，实行绿化。”“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，要达到园林化，到处都很美丽，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。”全民植树随之蔚然成风。1981年12月13日，《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》使植树正式成为公民义务，并于1984年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确定下来。与环境保护的其它方面相比，植树远远地走在了前面，取得了广泛的认同，甚至是某种特殊的“政治正确”。

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号召植树海报

03 正确之外

组织声势浩大的植树运动，召集公务员、学生、乡贤和其他群众，人手一苗，“挖个坑，埋点土，数个一二三四五”，对于近代以来的各级政府似乎都并非难事。但栽树毕竟只是一个开始。1942年，华君武的漫画《1939年所植的树》刊载于《解放日报》上，画面是一棵光秃秃的树，“只种树不养树，树被驴和马啃掉了”。

华君武的漫画《1939年所植的树》

类似的对群众性植树活动的诟病自有植树节起就并不鲜见，且文字也令人颇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
“我们的树，不是种在公园里，就是栽在道路旁，种的时候虽然郑重其事，种下去了以后，却不知道培养……讲到植树节规定以后这许多年来的效益，除了把植树的重要性灌输成一部分人的常识外，可谓绝无仅有。”（1934）

 “如果我们把这三十三回植树节所耗去的树苗统计一下，恐怕是一个令人咂舌的数字，相反，所成的林木蓄积量，则寥寥无几。”（1947）

年年造林年年无林，有造林技术的限制，这需要科学的研究与实践；有组织方式与组织能力的限制，无论是一阵风式的运动、不能因地制宜的项目或者指标不尽合理的工程，都会使植树造林的成效，尤其是“养林，护林”的成效大打折扣。在这方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近年来科学指导下植树造林的长足进步，蚂蚁森林的“联合国地球卫士奖”，毛乌素沙地上的“绿色奇迹”等都是令人欣喜与振奋的成绩。

蚂蚁森林项目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

而与技术上的进步相比，观念上的改变可能缓慢许多。在现代生态保护观念之中，“荒地”作为生物多样性的宝贵载体，其价值得到了认同，得到了一席之地。而如戴季陶所言，“吾国夙称以农立国，我汉民族，素来认开辟草莱，披荆斩棘为文明大事业。”对植树的倡导与宣传，并没有真正改变许多人对“自然”和“荒地”的观念，而只是建立了某种对狭义的树木的认同。等待被开垦的荒地之中，多出了一类“宜林荒地”，林木获得了某种类似农作物的认同，成为许多人眼中能够“合法”存在不被改变的景观。在如此的观念之下，试图在任何地点勉力种植乔木，或者试图把各类“荒地”改造成齐整的树林，都是顺理成章且容易被组织并纳入体系之中的。只是如此的结果将与生态学上的复杂稳定相去甚远，而仅仅是由一棵棵树组成的简单集合。如此“新瓶装旧酒”在生态保护之中并不鲜见，而实质上的陈旧观念被包裹在“正确”的外衣之下，可能变得格外坚硬与固执。

整齐划一的植树林，大家并不陌生

“南泥湾呀烂泥湾，荒山臭水黑泥潭，方圆百里山连山，只见梢林不见天，狼豹黄羊满山窜，一片荒凉少人烟。”在物质严重匮乏的背景下，南泥湾被开垦成“陕北的好江南”，留下了属于时代的光荣。而在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的今天，如果还有一片南泥湾，我们对它的认识大概可以不仅是一片待开垦的荒地，而可以是一处能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湿地，可以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，可以是受人为干扰不多的荒野，我们能够做出的选择可以不仅是将这里变成良田，可以不仅是栽下齐整伟岸的人工林，而是可以把它变成保护地，保有其原真性和完整性，让它以自然的方式存在并产生价值。

当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，当自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得到认可和尊重之后，“植树”能够超越简单的正确或者符号，而生发出更大的意义与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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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：

中国林业史. 李莉 主编. 北京：中国林业出版社，2017

谭虎娃,高尚斌.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与林木保护[J].中共党史研究,2012(10):60-67.

江心,王希群,郭保香,胡涌,刘长海.陕甘宁边区林业发展史研究(1937—1950)[J].北京林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2,11(01):1-24.

狄金华.通过运动进行治理: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  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“植树造林”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[J].社会,2010,30(03):83-106.

陈蕴茜.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[J].南京大学学报(哲学.人文科学.社会科学版),2006(05):76-90.

刘彦威.中国古代的护林和造林[J].北京林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4(04):25-29.

樊宝敏,董源.中国历代森林覆盖率的探讨[J].北京林业大学学报,2001(04):60-65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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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本文配图均来源于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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